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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，众多年轻人因工作繁重、社交圈受限，纷纷转向婚介、相亲等服务机构，以期寻觅生命中的伴侣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些表面上看似正规、专业的机构，实则暗藏诸多陷阱与套路。

2021年，上海一家国企的员工周先生，在参加由单位联合我主良缘举办的网络相亲活动后，与该婚介机构建立了联系。活动落幕不久，我主良缘的员工便主动与周先生取得联系，经过一番热情推销，周先生被深深吸引，最终在我主良缘的徐汇分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3万元，旨在匹配4个对象的相亲服务合同。

合同签署后不到一周，周先生却连一位相亲对象的面都未曾见到。恰在此时，一位自称为我主良缘主管的人给周先生拨通了推销电话，他宣称鉴于周先生的条件优越，他们手中恰好有一个极为宝贵的“全额退款名额”。

周先生解释称，所谓的“全返名额”指的是我主良缘要求周先生先预付30万元作为婚介服务费用，并承诺将无限制地为他推荐相亲对象。若周先生通过这些介绍成功结婚，我主良缘将如数退还这30万元的婚介服务费。面对这一诱人的条件，周先生毫不犹豫地动用了自己的储蓄，甚至不惜借贷，最终签署了两份总金额为38万4千元的婚介服务合同。

合同内并未提及“全额退款”的条款，仅载明在双方成功缔结婚姻的情况下，将退还消费者所支付金额的60%。周先生回忆称，当他对此表示疑惑时，主管仅回应道：“你只需相信我就行，这方面你无需担忧。”

2023年，周先生如愿以偿地邂逅了心动的伴侣，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领取完结婚证书后，他带着喜悦的心情来到我主良缘，商讨退还定金的相关事宜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主管此时却提出只能按照合同规定退还60%。

接着，我主良缘的员工为他核算了两笔费用。首先，他共接触了16位相亲对象，每次相亲都需要支付费用；再者，合同上明确指出，“婚姻介绍服务的基础费用占合同总额的30%”，这一部分费用是不予退还的。另外，他们还推出了婚恋服务的附加课程，诸如周先生参加过的11节形象塑造和心理辅导课程，这些课程同样会从费用中扣除，同样不支持退款。

周先生这才回忆起那些未能令他满意的婚恋课程，其中便包括形象课，该课程中会有老师带领学员外出选购衣物。此外，还有两节心理课，由一位心理老师授课，内容涉及星座等心理话题。

根据我主良缘的统计，周先生总共投入了38.4万元，然而最终仅能收回8万元，回收比例大约是21%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直至采访当天，周先生的妻子也透露，她曾被另一家相亲机构推销过返款服务，但她本人并未采纳。对方曾告诉她：“婚后，该服务能返还你百分之六七十的费用，或是现金，亦或是金饰，这相当于是你的嫁妆。”

周志强律师作为后援，强调维权成功的关键要素是证据的充足。他提出，商家所做出的承诺必须明确写入合同之中。单纯的口头承诺是缺乏可靠性的，因此必须通过书面形式或录音等方式，确保承诺的记录性。

最终，周先生决定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提出投诉。得益于消保委的介入，周先生依据合同约定的60%退款比例，成功获得了大约23万元的退款。

记者化身为求职的红娘，深入我主良缘，亲身参与了红娘职位的选拔过程。面试过程中，对方坦诚地透露，引导客户续订并提升合同等级是衡量业绩的关键标准。只有当会员对服务感到满意，我们才会推进合同升级，这实际上等同于续费。因此，我们对服务质量提出了要求，同样对业绩考核设定了标准。

在第二轮的电话面试中，另一位主管向记者传授了技巧——若想促使客户增加消费，关键在于“发现客户存在的问题，抑或是他们的不足之处，随后我们便可以向他们推荐合适的产品，帮助他们进行提升。”

记者在假扮寻找伴侣身份对我主良缘进行暗访时，销售人员反复提及渠道的重要性，并向其展示了从几万到二十几万不等的价位套餐，随后还提出了一项“保证找到对象”的服务方案。然而，每当记者多次询问关于这些方案的具体价格，销售人员总是回应称这些是“内部价格”，需要面对面进行商谈，“最终给出的价格和方案，未必会严格遵循这个标准。”

记者最终因为价格过高而拒绝了这个推销。然而，为了消除记者的疑虑，销售人员甚至声称自己与政府有合作关系，这一信息在我主良缘的官方网站上也有明确介绍：“我们是由工会负责承办的。”记者随后联系了上海市总工会的客服热线，工作人员指出，市总工会只运营一个名为“会缘”的小程序，而且市总工会的线下活动通常“不会接纳任何商业机构参与”，并且这些活动“完全免费”。因此，总工会提醒公众，遇到以总工会名义索要高额服务费的情况，应保持警惕。